面對國內外經濟環境變遷，中共十八大重申“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并把結構調整界定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攻方向”，調整經濟結構成為近年來我國經濟生活的主基調。
經濟結構是一個復合概念，其內涵十分豐富，不僅包括需求結構、產業結構、區域結構和城鄉結構，還應該包括所有制結構、分配結構，以及市場結構、要素結構、企業結構、產品結構、技術結構等等。調結構自然也就包含上述經濟結構的內容，而不僅僅是其中的某一個方面。理解這一點，對于制定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政策、措施和實施路徑，都具有重要意義。
在經歷了34年快速增長后，未來中國經濟發展中仍然存在兩大關鍵性的制約因素，一是經濟體制問題，二是經濟結構問題。經濟體制改革和制度建設是持續發展的保障，而經濟結構調整是經濟持續發展的基礎。即便體制改革成功了，體制健全了，如果經濟結構不合理的矛盾得不到根本改觀，也無法實現中國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
1.調整需求結構
調整需求結構，重點是擴大內需。擴內需，并不是要壓縮外需，不是輕視外需，而是在努力保持外需穩定增長的基礎上，擴大國內需求。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走出了一條外需拉動型經濟增長道路，出口規模從1978年的206億美元增25%以上，制造業產品的半數左右出口到海外市場。由此，當海外市場需求波動、下滑時，也必然導致國內經濟波動、增速下降，影響國民經濟穩定。
調整需求結構，重點是擴大內需。擴內需，并不是要壓縮外需，不是輕視外需，而是在努力保持外需穩定增長的基礎上，通過擴大國內需求，使內需的比重上升，從而出現外需比重下降的趨勢，減少對海外需求的依賴程度，實現內外需求均衡。擴內需，主要是擴大居民的最終消費需求，而不是簡單擴大國內投資需求。如果居民最終消費需求不能更快增長，擴內需演變成了擴大固定資產投資需求，則會造成更大規模的產能過剩。而要擴大廣大居民的最終消費需求，就必須加快建立擴大消費需求的長效機制，提高城鄉居民尤其是低收入階層的稅后可支配收入，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改善居民對未來的預期，釋放居民消費潛力，擴大國內市場規模。
2.調整產業結構
按照需求導向，加大產業壓縮、重組力度，淘汰落后產能，壓縮過剩產能，培育新興產能。
改革開放以來，在工業化發展中，我國產業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第一產業比重明顯下降，第二產業比重占據主體，第三產業比重明顯上升。截止到2012年，三次產業結構的比重依次為：10.1%、45.3%、44.6%，反映出進入工業化加速發展階段的結構特點。
但是，由于我國已經全面參加了經濟全球化，并融入世界經濟體系之中，從國際競爭和動態發展的角度看，既存在著穩定農業、提升制造業、擴大服務業的迫切要求，又存在著鋼鐵、水泥、平板玻璃、煤化工、多晶硅、風電設備、電解鋁、造船、大豆壓榨、大型鍛件等制造業產能嚴重過剩、重復建設突出，傳統制造業國際競爭力不強，先進制造業比重偏低，戰略性新興產業國際競爭壓力增大，金融、物流、旅游、會計、咨詢、法律、文化等現代服務業相對落后等問題。因此，亟須調整產業結構，按照需求導向，加大產業壓縮、重組力度，淘汰落后產能，壓縮過剩產能，培育新興產能，加快傳統產業轉型升級，扶持戰略性新興產業、先進制造業發展，推動服務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發展壯大，合理布局建設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并通過產業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帶動貿易結構優化，增強出口產業國際競爭力，提高高附加值的制造業產品出口比重，實現出口從數量擴張為主向效益為主的轉化。
3.調整區域結構
既要避免先期開放的地區衰落，也要避免各地爭相爭取中央政府政策優惠，利用優惠政策創造投資和發展的成本洼地。
近年來，我國區域開放和發展重心呈現出內移的趨勢，中西部地區外商投資、對外貿易增速高于東部和全國平均水平，2007年以來，西部地區經濟增長速度已經連續5年超過東部地區，中西部地區自主發展能力明顯增強。
未來在繼續優化調整區域經濟結構中，需要注意幾個問題：一是避免先期開放的地區衰落。以珠三角地區為例，這里是全國經濟最活躍的地區，占全國GDP的1/5左右。隨著區域開放和發展重心的內移，珠三角地區的加工貿易、外商投資面臨成本上升、匯率升值、收益率下降的壓力，謀求區位轉移。如何避免珠三角在產業轉移中出現投資減緩、貿易訂單轉移、就業機會較少、產業空心化、經濟增速下降、財政稅收增幅降低等問題，從而拖累全國經濟平穩運行，將成為區域經濟結構變遷和國民經濟發展中的重大課題。二是避免各地爭相爭取中央政府政策優惠，利用優惠政策創造投資和發展的成本洼地，設立名目繁多的特殊經濟區，一個地區既是先行先試區，又是邊境開放區、邊境貿易區、出口加工區、邊境(跨境)經濟合作區等等，各種名頭一應俱全，多種優惠政策重復疊加，導致政策效率較低。三是統籌開放、發展與穩定的關系。中西部地區尤其是沿邊地區開放度提高了，對外聯系增強了，外部輸入的經濟變量增加，打破了以往的經濟利益格局，必然出現新的矛盾，如何在開放和發展中維護民族的團結、地區的穩定，就成為必須關注的課題。
4.調整所有制結構
根據存在多層次、不平衡和總體不發達的社會生產力狀況，繼續完善現存的所有制結構。
未來在調整所有制結構中，首先必須根據存在多層次、不平衡和總體不發達的社會生產力狀況，繼續完善現存的所有制結構，為不同所有制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同時，又要努力探索新的公有制實現形式。與西方國家不同，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決定了公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必須占據主體地位，這是社會化大生產不斷發展的要求，也是保證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實現相對平等的要求，只有在公有制下，才有可能消滅一部分人憑生產資料的所有權無償占有別人的剩余勞動。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又決定了在競爭性領域各類經濟成分必須平等競爭，公有制經濟也必須在平等競爭中生存和發展，公有制經濟能否占據主體地位，從根本上講，取決于平等競爭的結果。既然公有制經濟掌握著社會化大生產條件，而公有制經濟又是適應社會化大生產的所有制形式，在平等競爭中自然應該能夠贏得競爭，我們應該有高度的理論自信和實踐自信。在推進市場取向改革和擴大對外開放中，公有制經濟比重下降，一方面是因為高度集權計劃經濟時代我們追求不切實際的“一大二公”，一些公有制經濟脫離生產力條件，缺乏生存和發展的基礎，不得不退出;另一方面，是因為經濟體制不健全，公有經濟投資領域和分布結構不合理，內部治理制度不健全，管理落后，用人不當，政策待遇不平等，歷史包袱沉重等因素，制約了公有制經濟效率，導致其缺乏競爭力。隨著公有制經濟戰略布局的調整，一批公有制經濟逐步退出不適宜其生存發展的領域，以及公有經濟結構性重組，投資結構優化，內部治理制度完善，管理趨于規范，用人機制健全，甩掉歷史包袱，公有制經濟獲得平等的政策待遇，理應贏得平等的競爭。
5.調整分配結構
居民個人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拉大，嚴重威脅社會和諧穩定，也制約著居民最終消費需求擴張，加劇內外需失衡。
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首先從改革分配制度入手，打破了“大鍋飯”制度，希望通過鼓勵一部分人通過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先富裕起來，再帶動廣大人民群眾走向共同富裕。34年來，的確有部分人勤勞致富，但也有部分人利用體制缺陷暴富，致使我國在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居民個人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拉大。目前基尼系數已經超過0.47，這不僅比發達國家普遍偏高，而且比起多數發展中國家也是偏高的，反映出逼近兩極分化的狀態，嚴重威脅社會和諧穩定，也制約著居民最終消費需求擴張，加劇內外需失衡。
不僅個人收入分配差距不合理拉大，而且在國家、企業、個人三者之間的分配關系中，也存在著嚴重的結構性失衡狀況。自1994年財稅體制改革以來，已經連續19年財政收入增速超過GDP增速。財政收入占比居高不下，不僅造成國富民窮，企業、個人可支配收入比重相對較低，影響企業長期發展和個人消費擴張，而且政府投資高速增長，政府選項目，降低投資效率，加劇產能過剩，擠出民間投資。
為此，我國必須調整分配結構，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使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上升;完善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初次分配機制;改革企業和機關事業單位工資制度，推行企業工資集體協商制度，保護勞動所得;多渠道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在國民收入再分配中，加快健全以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調節機制，完善財政預算制度，降低財政收入占比，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調節過高收入;規范收入分配秩序，保護合法收入，取締非法收入。
6.調整市場結構
在城鄉市場結構上，要加快開發農村市場，就必須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推進農村城鎮化;在國際市場結構上，為降低對發達市場的高度依賴，必須實行市場多元化，開拓多元市場。
市場結構不僅包括國內市場的城鄉市場結構，而且包括國際市場的發達市場與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市場結構。
在城鄉市場結構上，由于我國存在著典型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特點，城鄉市場結構的二元性十分明顯。改革開放以來，絕大多數年份城市居民收入增速高于農村居民收入增速，加之城鄉社會保障制度發育不平衡，城市社會保障制度較農村健全，城市市場的發展明顯快于農村市場。農村市場發育也不平衡，東部發達地區工業化、農村城鎮化速度快，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進展快，農村市場發展快于中西部地區。未來，我國在調整城鄉市場結構中，要加快開發農村市場，就必須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推進農村城鎮化，增強農村發展活力，促進農民增收，保持農民收入持續較快增長，加快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逐步縮小城鄉差距，促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堅持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加大強農惠農富農政策力度。
在國際市場結構上，我國形成了高度依賴發達市場的國際市場結構。近年來，對美國、歐盟、日本和中國香港的貿易額仍然占到我國對外貿易總額的40%—45%的比重，當發達市場出現波動，尤其是金融危機后發達市場不景氣，貿易訂單減少，則企業生存困難加劇。為降低對發達市場的高度依賴，必須調整國際市場結構，實行市場多元化，開拓多元市場。以金磚國家和新鉆十一國為代表，越來越多新興市場國家快速發展，整體實力增強，成為21世紀國際政治經濟發展中的突出現象。目前，新興市場約占全球四分之三的土地、五分之四的人口和五分之一的GDP，隨著這些國家快速發展，其GDP總量將在二十年內超過發達國家;在全球經濟治理中，新興市場國家發出越來越有力的聲音，在國際體系中的影響力不斷提升，其政治經濟力量處于上升期的基本態勢已經確立。從2001年至今，主要新興市場在我國進出口中的比重已經由1%左右上升到16%左右。盡管隨著我國對這些國家貿易順差快速增長，貿易摩擦增多，市場開拓難度也越來越大，但我國與新興市場國家合作具有廣闊的平臺和空間，可以從雙邊、區域、次多邊和多邊等層次展開經貿合作，實現共贏性發展。
7.調整要素結構
從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轉化，會遇到資本價格高企的約束，必須加快金融體制改革，發展多元金融主體。
過去30多年來，我國依賴要素成本低廉的優勢，大量吸收外商直接投資，承接東亞和歐盟轉移過來的生產能力，成功加入到全球生產分工體系之中，成為東亞生產網絡中重要的一環，不僅推動了工業化進程，而且中國制造業產品依賴成本優勢暢銷世界，成為世界工廠和全球貿易大國，同時我國也被置于全球價值鏈的低端。如今，隨著勞動力成本上升，土地價格上漲，房地產價格攀升，資本價格居高不下，人民幣匯率升值，能源和資源類產品價格上漲，環境成本上升，綜合因素成本的優勢逐步削弱，原有的比較優勢日益弱化，依賴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的成本優勢吸收外資、擴大貿易規模拉動經濟增長的模式陷入窘境。為此，越來越多的企業謀求調整要素結構，致力于從勞動密集型為主向資本、技術密集型為主的方向轉型，占據全球價值鏈的高端。但是，從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轉化，會遇到資本價格高企的約束，必須加快金融體制改革，發展多元金融主體，使非正規金融正規化，形成真正的競爭性金融市場，降低企業融資成本。從勞動密集型向技術密集型轉化，會遇到美歐等發達國家的激烈競爭，以及企業技術創新能力不足等的約束，必須加快體制改革，完善創新環境，降低創新成本，提升創新收益。
8.調整企業結構
必須加快企業結構調整，既要避免市場壟斷，又要形成規模經濟。
在我國企業結構中，盡管形成了一批大型企業集團，在2012世界500強中，入圍企業數量(不包括香港和臺灣企業)達到70家，成為世界500強企業的第二大來源地，但在行業結構上，入圍企業多數是一些具有自然壟斷性質行業的企業，包括石化、電網、銀行等，在信息技術、現代物流、高端制造等行業的入圍企業明顯少于美、日等發達國家，大企業多數為國家整合資源、撮合組建起來的企業集團，大而不強，與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相比，在成長性、競爭力等方面還存在較大差距。另外，我國超過99%的企業為中小企業和小微企業，絕大部分小型企業達不到規模經濟，在多數產能過剩行業中，產業集中度明顯偏低，資源浪費狀況嚴重。為此，必須加快企業結構調整，既要避免市場壟斷，又要形成規模經濟。
面對激烈的國際競爭，相對分散的內資企業與跨國公司的競爭，無異于小舢板和聯合艦隊的競爭，幾無勝算，要想贏得與富可敵國的跨國公司的競爭，必須組建中國自己的跨國公司。在形成一批大型企業集團的同時，更要著力提升其國際競爭力。而提升國際競爭力的關鍵在于打破壟斷，使企業不依賴行政保護生存和擴張，而是在市場競爭中生存發展，完善企業治理制度，改善內部管理，提高技術研發和技術創新能力，培育企業核心競爭力。中小企業歷來是一個國家企業的主體，中小企業承擔著就業、提供稅收、創新技術、改善市場供給、擴大貿易規模、拉動經濟增長等重任，我們既要改變中小企業過度競爭、缺乏規模經濟效應的局面，促進企業兼并、重組，實現規模經濟，又要支持中小企業、小微企業特別是科技型小微企業發展，幫助其緩解融資難、技術研發投入不足等發展瓶頸，改善其成長環境，促進企業行為長期化，最終形成大型企業與中小企業分工合理、緊密協作、共同成長的企業結構。
9.調整產品結構
必須持續調整產品結構，提升產品開發設計能力;加大高新技術產品和資源類產品進口力度;實行質量立國戰略;提高安全標準、環境標準。
隨著工業化加速發展，我國產品結構總體上呈現升級優化態勢，從開放的角度看，一是形成了以工業制成品為主的出口商品結構，大宗出口產品在全球貿易的份額明顯提升。據海關統計，2012年我國工業制成品出口比重達到95.1%;二是高新技術產品進出口額占比上升，初級產品進出口份額下降。統計顯示，2012年高新技術產品進出口額占我國進出口貿易總額的比例達到28.7%，其中，機電產品、高新技術產品出口額占我國出口貿易總額的比例分別達到57.6%和29.3%，礦物燃料、有色金屬、非金屬礦、鋼鐵及化工等5大類共39種“兩高一資”產品占出口比重下降到5.2%，高新技術產品進口額占我國進口貿易總額的比例上升為27.9%。
盡管如此，我國產品結構中仍然存在諸多問題：第一，新產品開發設計能力弱，不僅外資企業牢牢地占據著我國高新技術商品出口的主導地位，而且高新技術產品出口以加工貿易為主，許多企業只是簡單地代工生產。2012年外商投資企業出口額占全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的78.3%，以加工貿易方式出口的高新技術產品占全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總值的82%。第二，高新技術產品貿易比重仍然偏低，資源類產品供給缺口大，大宗資源類進口產品易受國際市場價格波動沖擊。第三，部分產品質量性能不穩定，附加值低，可替代性強，容易在國際競爭中發生貿易訂單轉移，造成貿易波動，從而加劇宏觀經濟波動。第四，一些產品安全性差，環保標準低，甚至忽視環境問題，影響產品形象，在全球技術標準和環境標準越來越嚴格、技術性貿易壁壘日趨嚴峻的條件下，降低了產品國際競爭力。
為此，我國必須持續調整產品結構。首先，提升產品開發設計能力，利用結構性的財政、稅收、信貸政策，對企業開發新產品給予傾斜支持。其次，加大高新技術產品和資源類產品進口力度。應該逐步取消對資源、能源、技術和關鍵設備的進口關稅，完善相關產品稅目稅號，使進口為經濟結構轉型升級服務，為新興戰略性產業服務。同時，增加國內不能生產的高檔消費品進口，適應居民消費水平提高的需要，平衡國際收支。再次，實行質量立國戰略，著力通過提升產品質量增加產品附加值，改進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增強國際競爭力。最后，跟蹤國際上產品安全標準、環境標準的變化動態，并結合國內企業條件，適時提高安全標準、環境標準，加大產品安全與環境的執法力度，促使企業提升產品形象和國際競爭力。
10.調整技術結構
只有加快技術結構調整，跟上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步伐，才能避免在新的技術和產業變革中被發達國家甩在后面。
我國經濟發展伴隨著科學技術水平的不斷提高，特別是在對外開放過程中，通過原始創新、集成創新、引進消化吸收創新等途徑，縮小了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但是，我國技術結構上存在著典型的二元特征，既有一些在世界上處于領先地位的科技成果，也有技術相對落后的生產領域;既有現代化的大生產，也有相對落后的手工勞動。我國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仍然偏低，僅有40%左右，與發達國家普遍成果50%的比率尚有差距，表明經濟增長還主要靠勞動力和資源的投入拉動。現代制造技術創新主體能力較弱，企業行為短期化傾向明顯，研發投入占GDP比重仍然偏低，核心技術薄弱，知識、技術轉化為經濟利益的能力較差，創新型和知識型人才供給不足，傳統的產業政策與先進制造技術和產業發展需求不匹配。尤其是經歷了金融危機洗禮后，全球技術創新和產業變革處于醞釀期，第三次工業革命呼之欲出，美國、歐盟等發達經濟體正謀求向可再生能源轉型，探索微型發電廠分布式生產，尋求存儲技術存儲間歇式能源，勾畫建立能源互聯網，籌劃將傳統的運輸工具轉向插電式以及燃料電池動力車，這很可能帶來新一輪產業革命，深刻影響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我國只有加快技術結構調整，跟上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步伐，才能避免在新的技術和產業變革中被發達國家甩在后面。
首先，要密切跟蹤第三次工業革命的趨向，加大國家對新技術的基礎研究投入，推動新技術的應用，促進傳統制造業的轉型升級，緩解制造業日益趨緊的要素約束。其次，在深化對外開放中，加強與發達國家、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技術合作與交流，鼓勵中外聯合進行新技術研發。再次，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塑造創新的制度環境，鼓勵企業技術研發投入，改革教育體制，形成創新型人才培育機制，全方位推動技術結構升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