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注定是一個載入新中國歷史的年份，建國60年的契機，不但凝聚了全國人民的心氣，更為所有人提供了集中回顧歷史的機會。30年的改革開放、60年的新中國史乃至100年的滄桑巨變，回望的視野不斷被拉長。而在這其中，造紙業作為整個發展史中的一個配角，卻可以將目光放回到更遠的東漢，湖南人蔡倫創造了令人驕傲的四大發明之一的造紙術。這之后，造紙業如同一朵浪花，伴隨中國歷史的大浪走過了近2000年的時間。
而今天，當我們回顧中國造紙業的發展，驚喜地發現這朵1000多年來始終不見壯大的浪花，在剛剛過去的30年里，已經發展成為真正的浪頭，伴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造紙業成為1958年“大躍進”時“趕英超美”狂想中較早實現的行業之一。而這一階段的耗時之短，也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成功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同時也證明一旦體制的枷鎖被打破，中國人的進步將是極其迅速和不可阻擋的。
產量、消費量、品種、企業、技術、裝備，無數的成就在數據的支撐下呈現在我們面前，這個曾經令中華民族為之驕傲，也曾經令眾多國人談之色變的行業，如今已經真正成長為新中國經濟發展中不可忽視的一支重要力量。乍一看，這股力量的發力只有30年的歷史，但是有足夠的證據表明他們來自更遙遠的時期，并非一夜之間出現的“空中樓閣”。一些這個行業中老人的身影將在下面的闡述中時隱時現，他們將用親身經歷告訴我們：新中國造紙業60年的輪回與涅槃。
2008年的經濟危機，給了中國與世界拉近距離，重新起跑的機會。造紙行業也將在迎來頂峰和拐點后，繼續向前探索發展。而這之后，前景是否廣闊道路是否曲折我們都難以準確預測，孫中山先生臨終前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以及毛澤東主席在進北京之前的“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都預示了歷史賦予中國造紙人的使命還遠遠沒有完成。
前面所講述的歷史與經驗，我們更傾向于總結教訓而不是肯定成績，因為太多的失敗告訴我們中國造紙業的發展不能再走回頭路，重蹈覆轍只能帶來滅亡，而我們期待的也將是涅槃重生后，鳳凰堅定地展翅高飛……
1949年前的造紙工業
正如前面所講的，造紙術在中國的歷史源遠流長，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105年，蔡倫用樹皮、麻頭、魚網等植物原料，經過挫、搗、抄、烘等工藝制造的紙，即現代紙的淵源。而我們對新中國造紙工業發展的回顧，也將從解放前說起。
1919～1949年，中國的造紙業有了新的發展。其中1919年至1937年是機器造紙業發展較快的時期，全國興建了數十個機器造紙廠，已能生產數種品類的紙張，一批從海外歸來的學習西方造紙技術的留學生為中國造紙業和造紙技術的發展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解放前，中國造紙行業的格局主要由三部分組成，即解放戰爭時期，國民政府在東北地區和臺灣省接收的日本侵略者遺留下來的一批規模較大的紙漿廠和造紙廠，但由于國民黨統治的腐敗以及內戰爆發，這部分企業并未得到應有的發展;由商人興辦的私營造紙廠，以江南地區尤其是上海的企業為主;由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根據地開辦的軍隊手工紙廠。這些也直接構成了解放后中國造紙工業的基礎。當時這些廠大多設計年產能不超過1萬噸，以生產文化用紙、卷煙紙、粗糙鈔票紙為主，主要用來滿足當時的社會需要。
1946年8月，結束了3年留美求學的余貽驥與幾位同學一道輾轉回國，開始了他為之奮斗一生的紙業生涯。一直到解放前，他先后在國民政府主管的遼寧制漿造紙公司下屬的鴨綠江紙廠、安東紙廠、遼陽紙板廠、營口紙廠以及臺灣省的臺紙公司等考察或工作過，并在1948年擔任天津造紙公司第二廠廠長時，親歷了天津的解放。
同樣是1946年，林尚惠進入上海江南造紙廠工作，成為了這家當時號稱國內私營紙廠第一號的一名技術人員。在這家私營造紙廠的學習為他后來的工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為了突破國民黨的封鎖，在革命根據地建立了幾個以生產鈔票紙為主的手工造紙廠。問津所在的華中造紙廠就是這樣一家“紅色紙廠”，這段經歷也為他以后50年的造紙人生掀開了篇章。
1949～1958年的造紙工業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經歷戰爭的國家滿目蒼夷、百廢待興，造紙業作為關系民生大計的重要行業也迎來了久違的發展機遇。
解放初期，東北造紙基地普遍存在技術人員奇缺、生產難以進行的局面，大部分技術崗位尤其是關鍵技術的人員仍然為戰后留下的日本人，而中國當地的工人文化層次很低，只能承擔簡單而具體的體力工作。為了盡快恢復生產以及實現工廠的全部中國化生產和管理，國家從全國各地抽調造紙專業技術人才和剛剛畢業的學生進入東北各紙廠工作，1950年，38歲的余貽驥由天津造紙總廠調入東北造紙公司，分配到吉林石峴造紙廠;22歲的胡清泉1949年經東北人民政府工業部上海招聘團招聘到東北并分配到吉林造紙廠;20歲的顧民達在1950年經東北人民政府上海和江蘇招聘團招聘并分配到東北開山屯造紙廠。在這之后不到兩年的時間里，中國技術人員就取代了日本人掌握的總工程師、總設計師、總機械師以及各車間工程師的崗位。在1953年，留守東北的日本技術人員幾乎全部被遣送回國。
1949～1958年，國內造紙企業的經營發展，基本上是學習前蘇聯的生產技術和計劃管理體制。盡管計劃經濟的體制限制了發展，在當時非常落后與不穩定的情況下，這樣的學習與模仿對脆弱的經濟起到了很好的保護與支撐作用。
解放初期，前蘇聯承擔了156項援建中國的項目，其中有一項制漿造紙企業的項目，根據當時蘇聯專家的建議，希望我國能在黑龍江上游新建一個利用東北的森林資源為原料的大型制漿造紙廠。余貽驥和楊伯鈞就作為廠址考察員之一在黑龍江畔的多個地區進行考察，但考察隊提出了在松花江畔選址的可能，他們的這一建議也最終獲得了認可。1952年，在中國紙業發展史上留下多項榮譽和紀錄的佳木斯紙廠，在蘇聯的幫助下在松花江?畔的佳木斯市開始籌建，并于1957年成功投產。也是在此時，天津北洋大學畢業的28歲的胡宗淵由天津造紙總廠調到佳木斯紙廠工作。
應該說“一五”期間，整個造紙工業的發展還是非常穩定和科學的，依托東北的森林資源，東北造紙基地取得了快速的發展。當時全國大紙廠不多，除了東北4家外，關內還有一家蘆葦亞硫酸鎂鹽法的天津造紙總廠和一家馬尾松亞硫酸鎂鹽法的廣州造紙廠。這六家造紙廠規模都在年產3萬噸左右，是當時國內的“超級大國”。它們直屬中央輕工業部造紙工業管理局領導，而且都是酸法制漿。而后來新建的佳木斯造紙廠，則是堿法制漿的代表，也可算是“超級大國”。隨后，在國內許多老一輩造紙工作者的努力下，國內的制漿生產技術取得了重大發展，一批實用的技術和設備開始在東北乃至全國推廣，各企業的產量都實現了跨越式的發展。
20世紀50年代，當時國內大部分鈔票紙都是由前蘇聯負責生產供應，但后來國家發現蘇聯存在有多印瞞報的情況，便下決心要自己生產鈔票紙。當時，造紙局生產鈔票紙的決心非常大，時任造紙局副局長的梁成恭把全國很多專家都帶到國營六Ο四廠(后更名為保定鈔票紙廠)里搞試驗、準備生產鈔票紙工作，并許下豪言：“就算是天上的月亮，也要把它搞下來!”。胡清泉就是在那個時期由佳木斯紙廠調入國營六Ο四廠。當時廠里有二臺東德進口的長網紙機，生產低面額鈔票紙，一臺自己設計制造的圓網紙機。后來經過不斷地試驗改造，終于在1962年，中國人生產出了第一張自己的鈔票紙。
另外，“一五”期間前蘇聯的一些先進管理手段也間接推動了紙廠的快速發展，如實行超額獎勵、計件工資制度、公認的定期考核制度以及獎罰并舉的干部制度，都充分調動和發揮了職工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但是好景不長，1958年大躍進開始，一直穩步發展的造紙工業也在當時全國片面要求擴大生產的情況下開始做了許多不符合科學的蠢事情。1957年機制紙和紙板產量達到91.3萬噸，比上一年增長了15.7%。為跟上“大躍進”步伐，并根據中央大破大立的精神，1958年輕工部已開始放松對產品質量、生產安全與成本管理。
為了進一步實現大躍進，國內許多造紙企業開展了“比武打擂”。比武打擂的一項重要比賽就是制漿方面的每鍋蒸煮時間。1958年，剛剛從蘇聯學習回國的顧民達回到了開山屯造紙廠，當他準備要大展才華之時卻驚奇地發現，一場荒唐的競爭在開山屯木漿廠與鄰近的石峴造紙廠之間展開，兩家工廠互相比放衛星，蒸煮總時間從12小時一直縮短到3小時40分鐘，裝鍋量由原來的90米3減少到60米3，蒸煮紙漿得率從45%以下降到20%以下，粗漿中只見漿渣，不見漿料，漿渣實在太多，沒有地方堆放，只好通過地溝往圖們江?排放;由于粗渣實在太多，篩選無法正常運行，產品質量更無從談起。當時工廠還上報虛假衛星成果，說成是多快好省，實際上浪費了大量的資源。在放衛星過程中，他多次提出這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費，黨委召開批判大會，批判他反對大躍進、反黨。由于他平時工作認真負責，又是從蘇聯回來的，最后幸免大難，只取消了入黨申請，留在車間當技術員。
而在不遠的佳木斯市，胡宗淵所在的佳木斯紙廠廠內各車間也開展了“大放衛星”和互相競爭，制漿車間將蒸煮時間縮短到1小時10分鐘;另一方面，各車間提出“裝滿拉空”口號，在現在看來簡直是天大的笑話。同樣的荒唐事在天津造紙總廠、廣州造紙廠以及全國各大造紙廠同時上演。
盡管各大紙廠的生產已經趨近瘋狂，但當時的主管領導發現，僅靠大廠還難以完成大躍進的高指標，于是另一項決定在造紙局組織的大辯論中出臺：這就是后來影響了中國造紙業幾十年的“小、土、群”的發展模式。一個烘缸、一個網籠、一副壓榨，遍地的土法小型草漿造紙廠在河南、山東等地區的縣和公社的發動與幫助下建立起來，而后還提出了更為簡單的“四合一”建設，即一噸鋼材、一萬元投資、一個月建成、日產一噸紙。對于本質上屬于資金和技術密集型的現代制漿造紙產業，實踐證明這些做法是無可避免的一種勞民傷財的浪費資源、污染環境與瞎指揮。
在摧殘技術的同時，大躍進也在改變體制。為防止資本主義苗頭的出現，造紙廠紛紛取消了原有的計件工資、超額獎勵等制度，導致了工人生產積極性嚴重下降，工作效率逐漸降低，原來40人的工作，現在160人干仍然不能按時完成。同時企業利潤要全部上交，廠長每年只有200元的投資權利，企業想要投資，必須去造紙局批準才能完成，而造紙局全年的投資額也才有2億元和20萬噸的產能，嚴重阻礙了企業的發展。
不尊重科學的后果就是被科學懲罰。不多久，國內造紙企業的生產紛紛陷入困境，生產的產品質量嚴重下降，“黑、粗、厚”這一稱號就是當時一些產品質量的寫照，受到國家領導人的嚴厲批評。
1958年～文革前的造紙工業
大躍進后，面對嚴峻的國內經濟形勢，全國上下不得不實行了新的調整政策，造紙行業一面通過反思吸取教訓，一面通過制定新的規章制度來重新規范生產。到1961年，部分質量差、效益差、浪費嚴重的小紙廠被關停，當年全國機制紙產量由170萬噸下降到110萬噸，但全行業的生產秩序與產品質量得到較大提高。
在這短暫的穩定期，造紙技術也得到了發展。1964年國家就將開山屯造紙廠從輕工業部劃歸了紡織工業部領導，廠名也改成開山屯化學纖維漿廠，專門生產做人造絲的漿粕。紡織部接管后，決定將紙廠生產紙漿的生產過程進行改造，以便能生產合格的人造絲漿粕。
借助此契機，開山屯造紙廠將新建三口蒸煮鍋的項目也列入了改造工程。此時，國外制漿工業剛剛出現不銹復合鋼板蒸煮鍋的新技術。引進新技術，一舉甩掉笨重而維修頻繁的磚襯，成為了全廠上下的共識。紡織工業部也很快批準了采用復合鋼板新技術重建蒸煮系統的方案。紙廠責成32歲的曹邦威為重建蒸煮系統的項目技術負責人。
不久，企業從技術、經?濟和政治以及工藝的延續性等多方面考慮比較，確定從瑞典KMW公司引進。但在商榷交貨條件時，碰到了一個問題。因為蒸煮鍋的容積有200米3之大。要整體裝運，即使國外海運能用大輪船，國內的鐵路隧道也無法通過。因此，瑞典方提出，只能分片以“西瓜皮”形式交貨，然后在國內組裝焊接。
復合鋼板是在制造過程中碳鋼板與不銹鋼板熱壓而成的，焊接需用3種焊條，碳鋼板用碳鋼焊條，不銹鋼板用不銹鋼焊條，兩者的過渡部分則用過渡焊條，焊接要求極其嚴格。如果焊接不當，很容易影響蒸煮鍋的耐腐蝕和耐壓性能。當時國內還不能生產復合鋼板，對復合鋼板的焊接沒有經驗，于是就出現了是請外國人來焊接還是自己焊接的爭論。最后經過多次爭論，終于決定由中國人自己組焊的決定。
分片的蒸煮鍋到廠后，文化大革命已經開始。紡織部安排由上海紡機十二廠為主承擔整個蒸煮鍋的組焊工作。焊接工作進展很順利，焊接組裝完成后，組焊工人們還在蒸煮鍋體上寫下“爭氣鍋”三個大字，以表達他們“為國爭光”的興奮之情。當這三口大鍋終于傲然挺立之際，群眾歡騰，年輕的曹邦威的眼眶里也不禁流出喜悅的淚水。
開山屯造紙廠首次采用國外最新技術的復合鋼板蒸煮鍋，這在堿法蒸煮已經普及的今天，也許不是一件大事。但在酸法蒸煮一統天下的時代，卻是意義非凡的。亞硫酸鹽法制漿由于得率高、容易漂白、制造成本低，一直受到造紙工作者的青睞。特別是，本色亞硫酸鹽木漿與機械木漿搭配抄造新聞紙在當時是成本最低的。直到20世紀七八十年代后，因廢液回收等環境問題，亞硫酸鹽法制漿才逐步衰退。20世紀60年代，國外亞硫酸鎂鹽廢液回收的成功，曾將亞硫酸鹽法推向一個新高潮，國內也曾建立起酸法的扎蘭屯、富余兩個紙漿廠。但以后就再也沒有新建的酸法漿廠了。
文革～改革開放前的造紙工業
過去長期以來，造紙機械的設計、制造和使用都是完全分開的。在輕工業部機械局與造紙局的規定下，造紙機械的設計只能由當時的輕工業部北京設計院和上海設計院完成，圖紙由北京設計院最終決定，而機械制造企業必須嚴格按照設計院的圖紙來完成，即使有錯誤也不能自行修改，只能寫報告交輕工業部批準返回設計院后修改，同樣，造紙廠也沒有權力私自對機械設備的圖紙進行修改。這樣的決定從解放后開始施行，造紙機械的設計制造水平也在這樣的決定下得到穩定的發展，到文革前，傳統紙機的日產量從1噸、5噸、10噸發展到25噸、50噸。
文革后，造紙設計院大多數搞機械設計的人，都下放到地方造紙機械廠改造，在車間當生產工人。林尚惠就是在這一時期從輕工業部北京設計院下放到西安造紙機械廠的。當時很多年輕人不甘心放下造紙機械設計的工作，就聚在一起依托西安廠的設備做些紙機圖紙整理的工作。對傳統的3150紙機，大家不甘心這個大機器只有50噸/日的產能現狀，想要有所突破;經過4個半月的整理和改造，終于將產量跨越式的提高到100噸/日。然而不曾想，這個“壯舉”卻引起了一場大風波。
在知道這件事之后，上海設計院的總工和北京設計院的總工，聯名寫信給輕工業部主管的曹副部長：一群無名之輩、烏合之眾搞3150紙機，信不過!上海設計院和北京設計院拒絕在今后的設計中使用。曹副部長了解這件事后也非常生氣，因為這樣的改造違反了一直以來的規定：機械廠不能自行搞設計、自行出圖紙!當晚，輕工業部3個司局長、11個處長、2個總工連夜開會，曹副部長將該事情提升到了黨性的高度，認為這是違反黨性行為，最后下決定今后仍然按過去的設計制造。
盡管下了決定，但在這次會議上，林尚惠當時的直管局長杜子端并沒有明確提出反對。一周后，事情突然有了轉機，曹副部長找到林尚惠：讓他和王文哲副局長、黃麗君工程師三人去上海造紙機械廠，再研究新的3150紙機的可用性，研究的結果也不用匯報。三個人到上海后，經過考察發現新的設計方案完全可以通過，最終由領導簽字，結束了這場新舊3150紙機風波。這之后，一直以工藝技術見長的林尚惠搞起了機械設備的設計制造工作，并擔任了輕工業部機械局的總工程師。
回想起這段驚心動魄的往事，林老至今仍然心有余悸，他說：原來老的3150紙機的設計用了1年零4個月完成圖紙，而新的紙機只用4個半月就完成設計。后來經過冒著反黨的危險終于得以在紙廠中推廣，還擔心設計時間太短，恐怕有些粗制濫造。后來在南平紙廠新舊3150紙機的實踐中對比發現，新紙機效果很好。
新舊3150紙機的推廣在當時存在著很大的爭議，但最終沒有引起爭論，原因之一就是特定歷史條件決定的。當時政府對行業實行高度的統一管理，只為穩定發展，機械廠只對設計院的圖紙負責，不對紙廠的使用負責。造紙廠有時也不信機械廠，雖然有矛盾，但沒有人敢去爭論。造紙廠在紙機使用中，600米/分車速的設備只能開到380米/分，時常每個小時都會出現斷紙，但企業人員不敢去改造，100噸/日的產量，一旦改造就需要半年，沒有人敢于冒停產的風險。
體制的枷鎖在動蕩的文革時期已經?有了小小的松動，敢于創新的年輕人和開明的行業領導，在那個年代，本著科學的態度小心翼翼地為中國造紙業的發展貢獻著自己的力量。
此時在祖國的西南，柳江造紙廠的技術負責人曹邦威與輕工業部委派指導工作的余貽驥總工一起，帶領紙廠工人正在為新紙廠的建立而日以繼夜的忙碌著。
1974年，柳江造紙廠正式投產運行，化學漿車間在當年8月投入運行。化學漿車間除備料外，蒸煮和洗選漂工段全套從國外引進。草漿橫管式連續蒸煮器和三段漂白在當時是很先進的，投產后全國各地前來參觀者絡繹不絕。特別是從國外引進的潘迪亞連續蒸煮器，在全國是獨一無二的，有人譽為一顆明珠。因為處于文化大革命時期，這樣先進的設備既沒有請洋人來試機，又沒有出國去培訓。曹邦威主要通過看說明書吃透了整個流程。在試機過程中，他吃住在車間，直到打通全部流程，產出了白花花的紙漿為止。
隨著文化大革命的結束，20世紀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期，造紙行業迎來了一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時期，過去在“小、土、群”時期產生的小企業紛紛改進生產，采用各種新技術、新工藝、新設備運用到生產中，進一步煥發出新春。
改革開放至今
1978年，經受了太多磨難的中國迎來了改革開放的春風，也迎來了一直持續到今天的穩定的、快速的發展期。如果說解放后造紙工業的前30年是反反復復的30年，那么后30年則是蓬蓬勃勃的30年!
1979年，已是花甲之年的余貽驥重新走出國門，到北歐的瑞典、芬蘭等國家考察造紙工業。這趟考察讓這位老人大開眼界，讓他認識到了國內造紙行業的落后。回國后，余老開始了造紙科普宣傳教育工作，造紙國家重點科技項目的研發、高校的教學以及造紙相關書籍、雜志的編輯出版工作。
1978年，顧民達由開山屯造紙廠調到輕工業部造紙局，任生產處處長，負責生產技術工作，當時國內生產紙及紙板的原料主要采用稻麥草、蘆葦和竹子。他考察了近百家草漿造紙廠，根據當時國內的生產水平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提出采用草漿生產的紙及紙板很適合國內市場的需求，但是，麥草制漿尤其是稻草制漿廢水污染是一個嚴重問題。
20世紀80年代期間，顧民達受輕工業部委派前往廣西的柳江造紙廠、賀縣造紙廠任技術顧問，D助工廠組織木漿生產以及推廣、使用木材制漿新工藝和新設備。在此期內，還多次去南平、青州、廣州、佳木斯等木漿廠考察從國外引進的新技術、新設備，提高對發展木漿的認識。隨后，顧民達又調任中國造紙開發公司任總經理，在這段任期內，和其他關心造紙工業發展的領導與專家一起，對我國原料林基地建設和發展木材制漿做出了積極貢獻。
1998年8月，15位林紙專家聯名向中央領導呈報“關于加快人工林建設，振興中國紙業”的建議書，當時溫家寶副總理對建議作了批示，王忠禹秘書長在建議上提出寶貴建議。根據中央領導指示，國家林業局和輕工業部組織有關部門進行了認真討論，并形成了共識，提出了“關于加快林紙一體化建設，振興中國紙業”建議報告。這一歷史性的決定，為我國林紙一體化的發展，開啟了新的篇章。
在重新確立了“木漿為主”的方針后，國內對非木漿尤其是草漿的研究也沒有停止過。因為中國的木材資源有限，如要單純依靠木漿去大規模發展造紙行業，就需要國家每年進口大量的木材，而且仍難以保證發展的需求。同時，國內稻草、蘆葦、蔗渣、竹子等可以用來造紙的非木纖維，不但數量充足且價格便宜，而且當時國內主要大廠都在使用草漿，也為非木纖維在中國的發展奠定了基礎，非木纖維的研究也因此得到了國家的重視。
在非木纖維的機理和應用研究領域，華南理工大學的陳嘉翔教授和南京林業大學的李忠正教授所領導的團隊，成果卓著，是這一時期的表率。
20世紀80年代，柳江造紙廠副廠長的曹邦威調任廣西輕工業廳任總工程師，根據廣西的自然條件和資源，他認為廣西輕工業重點發展造紙工業是大有可為的。當時其主導思想非常的現代化，首先是堅決不搞政府審批的小紙廠，建設的重點必須是1～2萬噸的帶堿回收的中型紙廠(符合當時的情況);二是根據廣西糖廠較多的特點，開展循環經濟，利用蔗渣生產漂白文化印刷紙，蔗渣是糖廠副產品，來源不成問題，由于成本低，售價合理，銷路和效益也很好;三是利用進口和國內廢紙生產瓦楞原紙。在廢紙利用方面，當時廣西在全國還是比較領先的。
當時的堿回收問題，是困擾造紙行業發展的一個關鍵。為了更好地提取黑液，國內大部分企業上馬了各式各樣的水平帶式洗漿機(在國外使用已獲成功)，然而在中國的使用卻很難達到預期效果。曹邦威所在的廣西上馬的該設備最終全部報廢拆除，又重新更換真空洗漿機。
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一批民營企業逐漸嶄露頭角，敢做敢為、勇于創新、突破進取的精神讓他們在與國有企業的較量中逐漸占據了優勢。20世紀90年代，已經80歲高齡的余貽驥來到山東兗州的民營造紙企業太陽紙業，一臺剛剛投產的由上海造紙機械廠和沙市輕機廠改造完成10萬噸紙機，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為這臺紙機產出的產品與當時浙江某外資企業使用進口紙機產出的產品質量完全一樣，但國產設備價格卻低很多。要知道當時在國內的企業，還沒有一家敢上馬10萬噸以上的紙機。太陽紙業的負責人說：“我們民營企業所做的就是對自己負責，必須敢于突破和創新!”
同樣的時間，在民營企業大舉進攻的時候，曾經風光一時的國有企業沒有及時轉換經營思路，跟不上改革的步伐，紛紛陷入困境，前面提到的開山屯紙廠、吉林紙廠、佳木斯紙廠、天津紙廠等老牌國有企業最終都走上了虧損、重組甚至破產倒閉的道路。
改革開放30年過去了，時至今天，曾經的東北造紙基地蕩然無存，占據國內市場的“明星們”已經變為了充滿活力的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行政機構的輕工業部造紙局已經?演變為服務機構的中國造紙D會;曾經遍布中國的3150紙機已經被更先進的紙機所代替;而今天為我們講述歷史的這幾位老人也繼續著自己與紙的故事：
2009年，92歲的余貽驥對2008年國家統計局與中國造紙學會的產量數據存在較大差異產生了質疑。
2009年，83歲的陳嘉翔每周都會抽出時間到華南理工大學制漿造紙工程國家級重點實驗室轉一轉，他所進行的研究和寫作從來沒有停止過。
2009年，83歲的胡宗淵為了非木纖維新技術的使用和推廣，奔波于全國各地的造紙及相關企業，越來越多的新工藝讓他對清潔生產的前景充滿信心。
2009年，77歲的曹邦威在退休后走上了翻譯專業著作的道路，近幾年由他翻譯出版的造紙專業圖書為行業帶來了大量的國外先進技術，深受歡迎。
2009年，76歲的顧民達作為中國造紙學會專家委員會委員和中國造紙學會資深專家委員會委員，仍然致力于林紙一體化的發展和廢紙的回收利用，全國大的林紙一體化項目和利用廢紙的大項目幾乎都留下了他考察的足跡。
2009年，同樣80多歲高齡的問津、林尚惠、胡清泉因為身體原因，已經很少出現在大家的視野中，但他們對紙業的關注與關心卻從來沒有停止過。
2009年，大批曾經為新中國紙業建設而奮斗了一生的老人們，在離退休之后仍然活躍在造紙行業，為行業的發展出謀劃策、指點迷津，發揮著自己的余熱。他們經歷了紙業幾十年來反反復復的波折，積累了足夠的經驗和教訓，在今天他們仍然是中國造紙行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60年彈指一揮間，回憶往事的時候，總讓人有難以抑制的感慨和激動，下一個60年，紙業人的故事，正在上演!
編者注：本文由余貽驥、陳嘉翔、胡宗淵、問津、林尚惠、胡清泉、顧民達等老領導和老專家的口述以及曹邦威的文章《回憶難以忘懷的一些往事》一文，綜合整理而成。在此對幾位老專家、老領導表示衷心的感謝和美好的祝福!
